自第一世紀,教會便對那些看重聖靈特殊恩賜(見聖靈的恩賜,Gifts of the Spirit)的群體,有不同的看法,甚至引起紛爭;哥林多教會是個熟悉的例子(林前十二,十四),第二世紀的孟他努主義(Montanism)又是另一事例(參說方言,Glossolalia);但現今人稱之靈恩運動,多是指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運動,分別有三次,而彼此間未必有歷史上的因果關係。第一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初(或十九世紀末),近人稱之為靈恩運動的第一波;第二波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;第三波是1980年代發生於美國加州的阿納海姆(Anaheim, California)。除了第三波外,其他二「波」準確的發生日期、地點,甚至與之有關的人物,學者均有不同的看法。

第一波

歷代都有基督徒嚮往超自然的宗教經驗,其中尤以被視為能印證聖靈充滿的說方言為甚。學者不容易界定本世紀第一波發生的準確時、地、人,是有客觀因素的。首先,說方言是很個人的事,不容易有正式記錄,加上早期靈恩團體本性上不看重任何形式的記錄或統計,而視之為與自由運行的聖靈工作有衝突,正式記錄無可考是必然的了。

事實上早期靈恩派人士與後期的有些不同,早期有說方言經驗的人都不愛張揚,害怕被教會當局排斥;就是他們整個教會有復興跡象的,也儘量保留在自己圈子內,像早期由波羅的海拉脫維亞(Latvia)移民到美國的信義宗信徒便是(F. S. Mead, Handbook of Denomi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, p. 62)。也有些得著靈恩經驗的信徒並沒有組織起來,仍參與傳統的教會,就像在十九世紀,由珥運(E. Irving)在倫敦設立的大公使徒教會信徒(Catholic Apostolic Christians)移民美國後的情形。

一般教會史家認為,近代靈恩運動的種籽,是先在黑人教會萌芽,然後被移植到美國的白人教會;在具魅力及魄力的領袖帶領之下,也加上美國人特有的組織能力和推廣宣傳,在本地迅速發展,然後傳到別的地方。洛杉磯的復興即是個典型的例子:靈恩派學者認為,洛杉磯之艾蘇薩街復興,是靈恩運動的起源(Hollenweger, The Pentecostals, p. 22)。

William J. Seymour

引發艾蘇薩街復興的,是一個黑人傳道者西默(W. J. Seymour),他被另一女黑人牧者(黑人聖潔教會)邀請到洛杉磯講道,她的名字叫特利(Neelly Terry)。西默以使徒行傳二4的經文,說凡沒有說方言的,都是沒受聖靈的洗。特利曾領導教會追求聖靈充滿有好多年,卻沒有果效,現在一個外來的講員竟指出她們的錯處,惱羞成怒之下就把他趕出教會。西默只好在信徒的家中舉行聚會,後來租了艾蘇薩街312號的循道禮拜堂舉行祈禱會,說方言的恩賜普遍臨到聚會的人,歷時三年之久,他們還唱靈歌、說預言,又在聚會中突然倒在地上。聞風而至的人多得不得了,教堂內固然擠滿人,連教堂外也擁塞著許多人,叫人連走近教堂都不可能(F. Bartleman, How 'Pentecost'Came to Los Angels, Los Angeles, 1925;巴特曼著,《火浪湧來──艾蘇薩街復興始末》,What Really Happened at Azusa Street,朱柬譯,橄欖,1989)。

艾蘇薩街的復興,主要是吸引當地的黑人參加,且被報紙嘲諷,稱之為「古怪的運動」(New York American, 3 Dec. 1906);但靈恩式的聚會繼續吸引大批人來,迅速建立了許多新的教會。這運動一直繼續到1923年,期間還吸引了美國南部的白人牧師來,向他學習被聖靈充滿之道,然後把復興的火帶到他們的家鄉。
艾蘇薩街復興的早期領導人,前右二是William J. Seymour


倘若加州的復興是以黑人為主,同期的芝加哥的復興,則是以白人為主了。原籍蘇格蘭愛丁堡的竇依(Dowie),於1888年來到美國,因為以禱告按手,醫好了林肯總統垂危的堂兄弟和好幾百人,而聲名大噪。他在芝加哥建立的錫安會堂擠滿了人,每星期日有三千到七千人來尋求靈魂得救,身體得治,成了美國民間公認的宗教領袖(G. Lindsay, The Life of John Alexander Dowie, Texas, 1951, pp. 152~6)。

竇依的晚年雖因不斷失言失行而被迫下台,黯然而逝,但靈恩運動已從低下階層(像加州以黑人為主的艾蘇薩街復興)傳到中產階級的教會;竇依的跟隨者亦成了瑞士、荷蘭、南非及美國各地的五旬節教會領袖了。

第二波

第二波的靈恩運動也像第一波那樣,不容易確定是由誰引發的。其實把本世紀的靈恩運動分作幾階段,只是為方便研究,實情卻不是第一波之後,靈恩運動便消失了,到本世紀中葉又再興起第二波來;本世紀的靈恩運動從沒消失過,它只是因著不同時代的領袖質素,而有強弱的表現。第一波的領袖過去了,接捧人沒有那種領袖的魅力(charisma),整個運動就沈寂下來,但它仍然是存在的,只等待一個新領袖的興起,把這運動帶上另一高峰。

Thomas Ball Barratt

譬如威爾斯的復興便是這樣。巴勒(T. B. Barratt)把艾蘇薩街的復興火種帶回英國(1907),由平信徒帶領的五旬節小團體,在英倫三島便如雨後春筍一般,在各處迅速冒起。到1925~35年期間,美國第一波的復興好像已慢慢沈寂,威爾斯的司提反和喬治.傑弗里斯(Stephen and George Jeffreys)卻興起來,把各地小團體組織起來,有七十個團體加入,稱為「以琳四方福音會」(Elim Foursquare Gospel Alliance,與1924年成立的「英國及愛爾蘭神召會」(Assemblies of God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),同成為英國最大的兩個靈恩團體。到了1970年,單在英國便有一千二百個靈恩教會(Bloch-Hoell,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, Oslo, 1964)。

第二波最重要的領袖,美國有庇利斯(David J. Du Plessis),非洲有賓

David J. Du Plessis

固(Nicholas B. H. Bhengu),而最具影響力的,則是英國的紀當奴(Gee)。

紀當奴對外力主靈恩派必須與主流教會合作,並且對內要克制狂熱的宗教活動;他的言行透過無數的作品(不下二十三項),足跡遍全球的講解聖經會,和歷任重要的領導職位,大致上為靈恩派日後發展的道路立下了路向;被稱為「五旬節派君子」的紀當奴,說是五旬節派的先知亦不為過。

第二波的勢頭似乎是由英國再傳入北美、南美和北歐,在那裡茁壯,然後再傳向世界各地,包括台灣、香

Nicholas B. H. Bhengu

港、南韓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。這時期的靈恩運動,以說方言、靈洗和神醫為主導;所到之處,莫不吸引大批信徒,有時亦引起當地教會不滿。第二波靈恩運動傳入東南亞,引致教會分裂,在香港還爆發一場歷時甚久的筆戰,在過程中雙方的思想都極化起來,有時還發展到人身攻擊,在教會中留下不良的印象。

到了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,美國興起另一類的靈恩團體,完全不強調說方言或神醫,只看重肢體相愛、傳福音和讀聖經,就是耶穌運動(Jesus Movement);他們的信仰與其他宗派沒有明顯的分別。

第三波

與前兩次靈恩運動史不同的是,我們清楚地知道第三波(Charismatic Movement, the Third Wave of)的興起與發展。它的主要發動者是溫

John Wimber

約翰(Wimber)、魏格納(C. Peter Wagner)和韋約翰(John White)。

第三波人士認為,此趟靈恩運動的源起,是1982年富勒神學院之宣教學院舉辦的「MC510:神蹟與教會增長課程」;而早於此課程的,是溫

C. Peter Wagner

約翰在加州阿納海姆(Anaheim)開辦的「基督徒葡萄園團契」(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)。宣教學院的課程雖然因為富勒神學院其他老師的質詢,和當地教會的埋怨,而在1985年停止了,但昔日參加過此課程的各國學生,把葡萄園精神帶回原地,加上上述三人不斷到國外宣揚和主持研習班,此運動在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已傳到歐洲及亞洲,包括幾無反對的新加坡,和初期遇上極大阻力的香港。

第三波靈恩運動初期,特重神醫的功能(他們稱之為「權能醫治」);除此之外,「權能佈道」(Power Evangelism)與「權能接觸」都是他們看重的。他們認為二十世紀末期,傳統教會深受惟物主義(Materialism)、惟理主義,和世俗主義(見凡俗化運動,Secularization )的毒害,完全忽略靈界的真實爭戰。上帝國(Kingdom of God)的意思,就是神已進入人間,與邪惡勢力爭戰;信徒必須正視這個「被忽略的中層」,好站在聖靈一方與鬼魔爭戰,其記號即能治病、說預言和說方言(溫約翰著,《權能佈道》)。這等恩賜不僅是為了個人,也是教會能有效地增長的不二法門(C. Peter Wagner, ed., Signs and Wonders Today, Calif., 1989)。第三波人士亦注重向低下階層的人傳福音。

按牛津出版的《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》的統計,靈恩派人數已由本世紀初的0人增到1980年一億人,估計87年是二億七千七百萬;而洛桑特別行動組則在1991年宣布,靈恩派信徒已超過福音派人數的總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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